辨證唯物主義告訴我們：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發展過程中，即處處有矛盾。作為創造人類文化寶庫中獨具特色的書法藝術的工具——筆，這一事物也毫不例外地存在著矛盾。硬筆和軟筆(毛筆)就是矛盾的兩個方面，任何一方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們相互依賴而存在，相互存在而發展，相反相成而同一。縱觀我國源遠流長而光輝燦爛的書法史的開端，硬筆(嚴格地說，就是硬質刻劃工具)對漢字及書法的創立、發展起著決定性作用，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軟筆在漢字和書法的創立方面，不能不說處于從屬的地位。所以說，硬筆的產生和使用是書法藝術產生的源泉和動力，沒有硬筆就沒有我國文字的記載，就沒有博大精深的書法藝術的誕生。硬筆創造的書法藝術同漢字與生俱來的最早的漢字書法藝術，是漢字一切書法的母體。因此把硬筆產生、使用的歷史作一探究，是大有必要的，把硬筆列為書具之主，也是當之無愧的。

　　一、原始硬筆的傳說和刻木記事的史實
　　在人類悠久的歷史和綿綿不斷的文化發展過程中，經過人們長期的共同實踐，創制了各種各樣的記錄和推動文化發展的重要書寫工具。并伴隨著文化的發展而不斷豐富自身，日趨完備。二者相聯緊密，相互促進，相得益彰，也可以這樣說，沒有書寫工具，就沒有我們中華民族光輝燦爛的文化的千古流傳，就沒有人類文化寶庫中獨具特色的書法藝術的誕生。在這個意義上講，書寫工具的發展又是具體的、歷史的、多地域、多民族的。首先原始硬筆揭開了人類文明的第一頁。
　　漢字產生的確切年代，我們還不能斷定，縱覽古代典籍，記載造字的傳說頗多。《周易•系辭下》中載：“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側觀象于天，俯側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乎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這里的包犧氏就是伏羲氏，大概是母系社會早期的一個氏族領袖，很可能是一位婦女，她用“一”和“--”兩個基本符號組成了三、八個符號，故稱為八卦。這里的記載還沒有明確地講到八卦與文字之間的必然聯系，到后來漢緯書《易緯•乾鑿度》中則明確地把八卦作為天、雷、澤、火、風、水、山、地八字，象征著八種自然現象。到了宋代的鄭樵，則把八卦和漢字融會在一起，他認為“必從而后成水”，這一“水”字的象征，和甲骨文、小篆里的字形一致；“必從而后成火”，這和古漢字“火”字字形也較接近，其它不一一而舉。即使八卦和文字沒有直接聯系，但談到觀天、觀地、觀鳥獸之文，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去創造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的符號，將華夏民族所特有的早期象形文字即“鳥獸之文”作為重要的參考資料，并去代表信息，起到和文字相類似的作用，則是可信的。這種符號的創制，據說為硬質材料所致。古籍《物原》載：“伏羲初以木刻字”；孔安國《尚書序》中載：“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這都說明伏羲氏創制和文字相類似作用的八卦時，則是以質硬的尖木棍刻劃而成的；也有人傳說為用石塊排列而成的，總之是和硬質材料或以硬質材料為刻劃工具有著直接的緣分。
　　還有一個流布更為廣泛的傳說，是倉頡造字作書說。東漢許慎《說文序》中載：“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這是說黃帝的史官倉頡，見到鳥獸蹄爪足跡印痕，認為可以用它來區分不同的跡象，類物象形，于是開始造字。文中“書契”的“書”字是指筆畫而言，“契”字是刻的意思，“書契”就是刻劃文字。從這里我們可以了解到當時倉頡作書，也是以硬質材料作為刻劃工具進行文字創作的。魯迅先生在《門外文談》中對此作了較為科學的分析：“但在社會里，倉頡也不只一個，有的在刀柄上刻一點圖，有的在門戶上畫一些畫，心心相印，口口相傳，文字就多起來，史官一采集，便可以敷衍起來了。中國文字的由來，恐怕也逃不出這個例子。”魯迅在這里即告訴我們漢字是勞動人民創造的，同時也畫龍點睛地道出了硬質刻劃工具和初造文字的淵源。
　　另外，在古代我國少數民族中，確實流行過以硬質刻劃工具在木上刻缺口符號，作為記錄一件事情以及傳達、儲存一個信息的辦法，這就是刻木記事。據說缺口刻得深的，表示重大事件；刻得淺的，表示較小的事件，如果以后再發生什么事件，就再加刻上去。李致忠《中國古代書籍史》中載有這種刻木記事的傳授方法：“每年到吃新米的時候，就由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講解一次木板上每個符號所代表的事情。”他們就通過這樣的木刻，把歷年來發生的事情一代一代地傳下去。今在云南省博物館中就藏有佤族以前留傳下來的刻著各種符號的長木板。我國其它民族也不乏其例。比如拉祐族、珞巴拉族舊時都曾有過刻木記事的歷史。
　　除了擺八卦和刻木記事以外，我國古老的先民們還有以植物纖維．打結記事的方法。《易經•系辭》中載：“上古結繩而治”，這里載敘的就是用繩子扭結成一個或幾個疙瘩來記事的事。用以幫助記憶許多事和急需要辦的事，起到不是文字而具有文字作用的效果。魯迅在《門外文談》中也曾論述結繩可能作為結繩文字符號而存在“或者那正是伏羲皇上的‘八卦’之流，三條繩一組，都不打結是‘乾’，中間各打一結是‘坤’罷”。結繩記事的方法，國內外許多民族都有過這樣沒有文字階段而借助結繩記事的歷史。在我國國內，如云南的傈僳族可以用一根繩子打結成各種不同的疙瘩，以表達不同的內容和涵義；云南的哈尼族、臺灣的高山族也都有結繩的方法；浙江紹興一帶至今也有明天要辦一件緊要事以免遺忘，“在褲帶上打一個結”的習語流傳。在國外的秘魯印第安人印加族中曾流傳“打結字”的結繩文字，用來表示意思和幫助記憶。魯迅《門外文談》中“字是怎么來的”一文中曾講到秘魯人“打結字”的方法：“用一條橫繩，掛上許多直繩，拉來拉去的結起來，網不像網，倒似乎還可以表現較多的意思。”繩子的顏色和長短，結的大小和多少，都有固定的含義，結在一起，便能表示事情的簡單內容和基本意思。這種以硬質地材料的有意義的制作，確實在我國部分地區和國外一些國家流傳和盛行過。
上(shang)述刻木和(he)(he)結繩雖不(bu)是語(yu)言符號，也(ye)不(bu)象文(wen)字(zi)那樣可表達有聲(sheng)語(yu)言，但其(qi)刻劃和(he)(he)結繩功用確能補助語(yu)言之不(bu)足，幫助長久記(ji)憶(yi)，把信(xin)息傳達得久遠(yuan)久遠(yuan)，并有力地加強了口耳相傳的可信(xin)程度。在某種(zhong)意(yi)義上(shang)講，經過原始硬質刻劃工具的這種(zhong)創(chuang)造和(he)(he)硬質地材料的那種(zhong)有意(yi)義的扭(niu)結，為(wei)文(wen)字(zi)的逐漸出現提供(gong)了寶貴的經驗，可說(shuo)是文(wen)字(zi)發生的先驅(qu)了。它遠(yuan)比其(qi)它造字(zi)傳說(shuo)可信(xin)的多。

　　二、創造記事圖畫和文字符號的原始硬筆
　　記事圖畫是遠古時期人們交流思想的又一種方法，它比刻木記事及結繩記事更為鮮明具體。從另一方面，它又是刻木、結繩記事方法的進一步演化，這種記事圖畫，也有人稱為圖畫文字。它的產生是先民們利用自然界的石塊和尖骨器一類作為原始硬筆，把生活環境中的事物以圖畫形式表達出來的一種形式。它沒有讀音，繪法比較簡單，多半畫在骨骼上，刻在石、陶器上面。其內容以人或其它各種禽獸的形象為主。這種記事圖畫雖比刻木、結繩記事前進了一步，但它還不是文字的最早形式，仍為一種記事的手段。但我們可以這樣認為：文字是由這種記事圖畫發展而來的，它是文字產生的前身。1933年，在北京西南郊周口店鎮發掘的山頂洞人遺址中，就發現了當時的人們進行這種刻劃和已經刻劃的各種骨版和骨骼，其刻痕畫跡頗多，有刻的半圓形長溝或深溝等。這些有意義的制作，可能就是一種記事的圖案，也可能是一種原始的裝飾品。考古學家根據在此地同時發現的錐形尖骨器，認定這就是刻痕的工具，當為我國硬筆的遠祖。胡蠻在《中國美術史》中認為：“這種尖骨器和骨骼上的刻劃，同時同地的發現，給美術起源一重要的回答一尖骨器就是在骨骼上刻劃線紋的工具。”唐代道世《法苑珠林》中也曾有“折骨為筆”的記載。這種骨筆實無可查，有可能是與發掘的尖骨器相類似。由此可見，我們中華民族的先人們在一萬八千年以前的原始社會里，就始以尖骨器一類的硬質材料為刻劃工具，創造著人類的文明。
　　1952年在陜西省西安市半坡村出土的仰韶文化時期的彩陶上，發現一些類似文字的刻劃符號，筆劃渾厚古樸，給人一種樸素的原始藝術美。古文字學家對這些符號進行了研究，認為這些刻劃符號，就是我國漢字的原始形態。據1963年出版的報告《西安半坡》中載：這種刻劃符號有一百多種，最常見的二三種，多是一豎劃，其次是“Z”，郭沫若《中國史稿》中對這些符號進行了載述：“這些刻劃記號，可以肯定地說就是中國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國原始文字的孓遺……。從仰韶文化算起，我國文字已有六千多年的歷史。”于省吾《關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問題》中也認為這些符號就是“簡單的文字”。并考證：X作五， +作七，T作示，個作矢，忄作草，丨作十等。有些盡管我們還不能解釋它們的意義，但可以肯定的說，如此眾多的象形意義明顯的圖畫文字和表示較抽象含義的符號，應該是我國文字的前身。由于它們為硬質的石片、陶刀等一類的刻劃工具所為，這些工具無疑也是當時我國的原始硬筆。
　　1959年在山東省莒縣、諸城出土的屬于大汶口文化時期的灰陶器上，已刻有一些較為規則的文字符號，其刻劃簡單，線條清晰，筆劃齊整，更接近文字。如在兩地出土的一種陶尊上，連續發現刻劃的符號，且都刻在陶尊的表面極顯著的位置，有的符號上還涂有紅色，其形狀有的像花朵，有的像工具，有的是代表一種語義的意符文字。如上面刻有的“炅山”、“炅”字，曾在不同的地點出現過好幾次。唐蘭《從大汶口文化上的陶器文字看我國最早文化的年代》一文中對此作了較為詳盡的研究：“如炅(熱)字一共有三個，兩個是繁體，上面是日，中間是火，下面是山，象在太陽光照下，山上起了火；一個是簡體，只有日下火。”這種異地同形的符號，說明當時已有約定俗成的特定涵義在發揮它的交際及交流思想的作用，為大汶口區域內的人們所廣泛采用，這可以說是我國較為成熟的文字。1987年，山東文物工作者又在莒縣城東一處遺址中，發現一批圖像文字，共16個，分別刻寫在十口大陶尊上，并明顯地呈現出刻劃和書寫兩種截然不同的風格。刻是硬質的刻劃工具所致，寫則是柔軟的書寫工具所成，而刻多于寫。由此可以看出，這一時期在大汶口地區已有相當數量的文字符號在流行傳播，并且硬質刻劃工具在刻寫領域占有主導地位，軟質書寫工具已嶄露頭角，硬質刻劃工具創造的刻畫符號則成為我國硬筆文字的祖型；軟質書寫工具的出現和運用已開我國書寫文字之先河。據今已有五千年的歷史。
　　到了原始社會末期，原始硬筆刻劃文字符號及圖畫的事在東方部落中仍較流行。1978年在江蘇連云港市錦屏山南麓北側的將軍崖下的一座長22．1米、寬15米的平整而光亮的黑色混合花崗巖上，發現了三組原始社會末期的巖畫及古文字，因當時尚無人了解字的內容，考古學家稱它為“中華第一部天書”。巖畫內容有農作物、人面像、日月星象、鳥圖騰等……，巖畫中有18種原始文字符號，刻劃簡略，古拙質樸。經專家研究，上面的許多刻痕和新石器時代的主要工具——石斧的斷面正相吻合，它是先經敲鑿，后用石斧磨刻加工而成的，它作為原始社會的石刻文字，還是首次發現。盡管這些文字符號還沒有形成文字，但和前面講的陜西省西半坡村遺址及山東大汶口遺址中出土的陶器上的刻劃一樣，仍屬于古文字的先驅，已孕育我國硬筆文字的胚胎，這種石斧當屬原始硬筆的一個門類，據今已有四千多年的歷史。近年來，在河北省陽原縣泥河灣盆地的小長梁遺址中發現了大批石器、骨器。據中國科學院院士、著名考古學家賈蘭坡研究證實：此處出土的石器有尖狀器、刮削器、雕刻器和錐形器，是距今160萬年前人類使用的工具。如這些石器用于當時刻劃的話，故謂之世界上最早的刻劃工具是毋庸置疑的，對如此進步的石器加之年代久遠，在世界上尚未見記錄。目前科學家正對此進行研究，如一旦解開這個難題，人類起源時間、地點將改寫，人們使用刻劃工具產生的年代也將大大提前。
　　這一(yi)時(shi)期，硬(ying)筆(bi)的(de)(de)(de)(de)制(zhi)(zhi)作(zuo)、使用也有所改進和(he)發(fa)展，在從骨、石質(zhi)(zhi)較原始硬(ying)筆(bi)的(de)(de)(de)(de)基礎上，已(yi)始用竹(zhu)(zhu)(zhu)、木質(zhi)(zhi)為原料制(zhi)(zhi)成(cheng)的(de)(de)(de)(de)硬(ying)質(zhi)(zhi)書(shu)寫工(gong)具創寫文(wen)(wen)字(zi)。從古文(wen)(wen)字(zi)“一(yi)枝(zhi)筆(bi)”的(de)(de)(de)(de)“支(zhi)”(初文(wen)(wen))也可看出古人以(yi)竹(zhu)(zhu)(zhu)作(zuo)筆(bi)的(de)(de)(de)(de)端倪，《說文(wen)(wen)•支(zhi)》作(zuo)，其說曰(yue)：“去竹(zhu)(zhu)(zhu)之枝(zhi)也，從手持半竹(zhu)(zhu)(zhu)。”從而可進一(yi)步(bu)認識到(dao)古代計算筆(bi)的(de)(de)(de)(de)量詞用字(zi)都標明(ming)了為竹(zhu)(zhu)(zhu)質(zhi)(zhi)制(zhi)(zhi)品。明(ming)羅頎(qi)《物原》中載：“虞(yu)(yu)舜(shun)(shun)造筆(bi)，以(yi)漆書(shu)于(yu)(yu)方(fang)簡。”元陶宗儀(yi)《輟耕(geng)錄(lu)》中載有：上古的(de)(de)(de)(de)人們(men)，“以(yi)竹(zhu)(zhu)(zhu)挺(ting)點漆而書(shu)”。這說明(ming)虞(yu)(yu)舜(shun)(shun)帝時(shi)已(yi)改變“軒(xuan)轅易之以(yi)書(shu)刀”的(de)(de)(de)(de)原始刻(ke)寫工(gong)具，始以(yi)創制(zhi)(zhi)植物纖維筆(bi)，蘸漆在方(fang)簡上書(shu)寫文(wen)(wen)字(zi)，開(kai)創了我國用筆(bi)蘸墨(mo)書(shu)寫文(wen)(wen)字(zi)的(de)(de)(de)(de)先例(li)和(he)植物纖維為書(shu)寫工(gong)具創寫文(wen)(wen)字(zi)的(de)(de)(de)(de)歷史(shi)。縱觀整(zheng)個原始社(she)會，是(shi)軟(ruan)、硬(ying)質(zhi)(zhi)刻(ke)寫工(gong)具創造文(wen)(wen)字(zi)符號(hao)的(de)(de)(de)(de)歷史(shi)，但(dan)更是(shi)硬(ying)質(zhi)(zhi)刻(ke)寫工(gong)具創制(zhi)(zhi)文(wen)(wen)字(zi)符號(hao)占(zhan)主宰地位的(de)(de)(de)(de)歷史(shi)，由于(yu)(yu)年(nian)代久遠，現(xian)在很難看到(dao)當(dang)時(shi)那些(xie)硬(ying)質(zhi)(zhi)刻(ke)寫工(gong)具遺留下來的(de)(de)(de)(de)筆(bi)跡，可以(yi)想象，它終逃不脫文(wen)(wen)字(zi)符號(hao)和(he)圖(tu)畫(hua)文(wen)(wen)字(zi)的(de)(de)(de)(de)樊(fan)籬。

　　三、外域早期硬筆管窺
　　差不多在我國原始社會末期，世界上一些文明古國，也始以硬質材料制成刻寫工具，創造、記錄著自己的口頭語文字，以硬筆文字符號或文字記錄著本民族的發展史。約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美索不達米亞地(也就是現在的伊拉克)的蘇美爾人，就創造了自己最早的圖形文字，一符一義。以后發展為表音符號和指意符號共同組詞。這種文字則用削尖的蘆管、木棍和骨棍作筆，在用當地泥土制成的大小、厚薄相宜的版狀形軟泥上面，進行刻劃或按壓成豎、橫、斜等各種楔形的組合文字，后放在太陽光下或入窯燒結，因按壓時，每一筆的開始都比較粗，末尾則較細，這樣就呈現一個凹進的狀如釘子或鍥子的筆劃符號，故此稱為“釘頭文字”、“箭頭字”或“楔形字”。蘇美爾人創造的這一硬質刻劃工具制作的文字，不僅推動了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的文化發展，而且為后來的巴比倫亞述、赫梯、馬拉爾圖、敘利亞、古伊朗所廣泛使用，作為自己民族語言的書寫符號。現美一大學圖書館藏有一塊刻有楔形文字的泥板，經考古家譯解后，斷定為公元前1700年美索不達亞廚師刻寫的食譜。上面分別刻寫著一百多種湯的做法和八十多種乳酪以及其它糧食制品的做法，足見當時這種硬質刻劃工具創寫文字的廣泛性。公元前后，楔形文字又被先進的字母文字所代替。
　　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的埃及，公元前3500年左右，就開始了以硬筆書寫象形文字的歷史，為了書寫方便，古埃及人則以削尖的植物莖桿為筆(起初使用燈芯草制作，后改為蘆桿、低草桿、莎草桿等原料制成)蘸墨汁(為菜汁加煙渣調和而成或煤黑和水混合而成)在紙草紙(取用尼羅河上游兩岸生長的一種高達1．5米至3米的大莎草根莖制作，其根部粗如人腕，莖呈三角形，且有節似竹，經浸泡后剝皮，切成長條形薄片，然后根據書寫需要，彼此排列成長寬不等的形狀，在上面以硬物壓磨，力求平正，并不時的以具有粘性的尼羅河水進行噴灑，使之粘合，以增強拉力韌性，經陽光曬干后，即可在上面進行快速迅捷地書寫)上進行文字的創作。最初這種硬質書寫工具創寫的文字都是一些奇怪的圖畫，如“水”字就畫成三條波形的橫紋；“山”就畫成夾峙河谷的兩座山峰；“哭”就畫一只流著淚的眼睛，致使后人長期無法解釋，直到1822年才有法國學者商博花費了20年的時間，潛心研究，終于揭開了他的秘密。后來有些圖形文字逐漸變成音節符號和指意符號，其后又有一音一符的字母。經過發展的古埃及文字，是用字母、詞組成的一種復合文字，它記錄著古國埃及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至今在巴黎國立圖書館里，仍藏著一卷從希臘提佛市一座古墓中發掘出來的莎草紙手卷，據說這是目前世界上最古的書，為公元前3350年的作品。
　　再如創造印第安文字的塞奎亞，在艱巨的創造文字初期，就是以木棍和刀子作為刻劃工具，在沙地里、樹皮上涂寫刻劃著符號，經過十二年的努力，終于創造了一套完整、易學的柴拉基文字。美國西海岸山區生長著一種高大挺拔的紅杉樹，人們稱它為“塞奎亞”，以示紀念這位以硬質刻寫工具創造本民族文字的大師。
　　在文明古國的印度，也曾是以硬質刻寫工具創造自己文化文明的民族，他們以當地生長的一種胸徑長達1米左右、高達20多米的貝多羅樹樹葉作為硬筆文字的載體，其葉巨大，可長達2米左右，表面光滑，堅韌耐扯拉，是一種極好的書寫材料。書寫時多采用刀具在葉上面刻劃，寫成后，涂上墨汁，稍停后即擦去多余的墨汁，其刻紋上就明顯地暴露出黑色的文字。這種奇特的硬筆文字，為佛經的記錄、傳播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在我國也有以鐵筆在貝葉上刻寫文字的歷史，現西藏自治區薩迦寺大神殿后壁大書架上存放著《布德貝葉經》就是鐵筆在貝葉上刻寫的一部佛教經文典籍，共20函，3636頁，為我國頁數最多的經書。另早在公元前三十世紀中葉，印度河流域的居民在創造的哈拉巴文化中，就已經有了印章文字。被發掘出來的印章，有石制、骨雕、粘土或銅制成，在上面刻有自成一格的文句，都是采用象形文字，可惜這種硬質刻寫工具創作的印章文字，至今尚無人辨識，仍是一個不解之謎。
　　綜上所述，世界文明古國都用自己創造的硬質刻寫工具刻劃著本民族的文字，并以這種硬筆文字記載著本民族的歷史。但唯有中國以硬質刻寫工具創造的漢字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它是世界上使用人數最多的文字，尤其值得驕傲的是漢字曾被日本、朝鮮等國借鑒，或加以變化成為一種新的文字。隨著我國對外開放、國際文化、經濟往來越來越頻繁，漢字將越來越成為被世界各國所重視的文字之一。

　　四、商代硬筆的初興
　　原始社會的硬筆多為簡陋、粗糙，質地較為堅硬的石、骨、木磨削而成，其書寫速度及線條表現力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到了奴隸社會，由于打破了極端狹隘的民族范圍，擴大了生產規模，提高了生產效率，這不但促進了物質財富的發展，而且加強了文化的發展和書寫工具材料的演變。銳利的金屬“刀筆”已廣泛使用；以單一的植物材料制作的書寫工具，已初步顯示出制作的藝術性和使用的便利性。就此時制作的“刀筆”而言，自它誕生的第一天起到今日，歷代文字的刻寫都留有它難以磨滅的刻痕，充分發揮了原始硬筆所起不到的威力，從書寫速度到字畫的流暢優美，都有一個很大的飛躍。
　　以硬質刻寫工具所創造的文字是人類社會發展進入文明時代的主要標志。商代時期中國古代社會已經進入文明時代達幾百年之久，此時的中國文字已經基本發展成熟。商代的文字則以刻在龜甲獸骨上的甲骨文為典型代表。這種質地堅硬的刻寫材料，非鋒利堅銳的硬筆所不能達到。這種文字從用筆、結字、章法上已具備了中國書法的三要素。嚴格地說，甲骨文開創了我國硬筆書法的嶄新天地，不愧為一代法書。
　　殷商時代的甲骨文，原為河南省安陽市西北小屯村的農民掘地時意外發現的。清光緒25年(公元1899年)，才引起金石學者的注意，一直研究至今。它是殷商時期從商王盤庚到帝辛12個王位，273年間王室刻寫在龜甲、獸骨、人骨上記載占卜、祭祀等活動的文字，因當時這里為商王朝首府，稱之為殷。周武王把商朝滅亡后，殷都廢棄，以至變成廢墟，人們便把它叫做“殷墟”，所以挖于該地的甲骨文也稱為“殷墟文字”。
　　甲骨文自從在殷墟發現以來，至今已有80多年的歷史，已發現的甲骨文，大約在15萬片以上。經整理出來的甲骨文單字，除去重復的和異體的約有4500個左右。每個單字的點畫基本上都是由一些長短線條互相配合而成的，充分表現了結體的復雜性，并自然地形成了一個個形體呈現長方塊或方塊的單個文字。這種獨具風格的文字特點一直影響著以后漢字發展的基本形態，直至今日，漢字仍然是方塊字為特征的文字。
　　由于殷商時代的書寫材料多為質地堅硬的龜甲(烏龜的背、腹部硬殼)、獸骨(牛、羊、鹿等獸類肩胛骨)、人骨(為俘虜敵人首領的人頭骨)等制作而成，故為以往制作的簡陋、粗糙、質地堅硬的石、木、骨等類的原始硬筆望塵莫及，這時質堅銳利的刻寫工具脫穎而出，一般認為以銅刀為主要刻劃工具。再者，我們從古人已創的古文字中也可看到當時硬質刻寫工具的蛛絲馬跡，象形文字就是當時的“筆”字，上端形酷像一只手握筆的樣子，下端“↓”形，似上鈍下銳的刻寫工具，觀其整個字，猶如一只手握筆刻劃文字的姿態，形象逼真。由此可見，殷商人已創制并使用硬質銳利的刻寫工具在創造、刻字、記錄著文字。加拿大人明義士，曾在殷墟中得古玉像箸形，上鈍下尖，長約4至5寸，故名為殷筆。如商代后期在武官村大墓中發現的碧玉雕刀一類。這種制作是否為當時商代普遍使用的刻寫工具，能否在甲骨上進行契刻?不敢冒然肯定，就是大多數人著文中肯定的殷商人以銅刀為契刻甲骨文的刻寫工具，如在小頓村發現的夔龍形青銅雕刀。能否在堅硬的甲骨上刻出那樣精巧的文字?同樣值得懷疑。郭沫若在《古代文字之辨證發展》一文中作了這樣的解釋，似可作一答案：“我聯想到象牙工藝的工序，因而悟到甲骨在契刻文字或其他削治手段之前，必須是經過酸性溶液的泡制，使之軟化的。這樣便使幾十年來的懷疑渙然冰釋了。”殷商時硬質刻寫工具的存在及在甲骨上刻寫文字的史實，就是多年研究甲骨文的權威人士也一致贊同。但在甲骨文的刻寫上，是先書后刻，還是直接契刻，歷來說法雜而不一，各抒己見，郭沫若《殷契萃編》中對1486片甲骨文上的幾行文字做了研究：“其中有一行特別規整，……其他則歪歪斜斜……，規整的一行是老師刻的，歪斜的幾行是徒弟的學刻。”他據此得出了甲骨文不是先書后刻，而是信手刻上去的結論。董作賓《甲骨文斷代研究例》文中則載：“在三塊骨版上偶然發現了幾個殘破的毛筆書寫的字(甲骨學家稱為書辭)。”據此得出了“殷墟甲骨文字，都是先寫后刻”的結論。但一般學者普遍認為甲骨文字多數為鋒利的金屬工具直接刻寫而成，少數則為軟質的毛筆一類的工具書寫后，再用刀循字契刻。筆者認為，如從甲骨文的字形和筆劃發展特點來看，用刀直接刻寫，則在甲骨文中占有主導地位。正如清劉鶚《鐵云藏龜》中所稱甲骨文為“殷代人的刀筆文字”。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甲骨文是殷商人以硬質刻寫工具創造的硬筆文字。
　　從甲骨文的字形來看，早期至晚期是有演變發展的，有許多字早期和晚期有所變化。甲骨學家把從盤庚到帝辛八代十二王的甲骨文分為五個時期，即：武丁以前稱第一期；祖庚和祖甲為第二期；廩辛和康丁為第三期；武乙和文丁是第四期；帝乙和帝辛是第五期。所以我們對待甲骨文字要以發展的眼光去辨析，從中也可看出硬質刻寫工具在創造、契刻甲骨文中的端倪。
　　甲骨文字早期的字形多數較大，最大的長短有幾厘米，一般也約有一厘米長，筆畫比較方正平直，瘦硬纖細，兩頭稍尖，純屬銅刀直接推刻而成，故用刀的刻劃鋒芒比較明顯。到了后來，特別是到了帝乙、帝辛時期，字形多是小字，長約半厘米左右，有些字的筆畫變得彎曲、傾斜，甚至變得肥而圓潤，和甲骨上殘存的毛筆字及后來的金文有相同或相近之處，這主要是和使用銅刀刻字的熟練程度有關；另一方面和文字的符號化、筆畫化，脫離圖畫的形式越來越遠有直接牽連。同樣也不可否認銅刀有銳鈍之分，骨有軟硬、疏松之別，所以筆畫也就有粗細、方圓之特點，由于刀刻而成的筆畫多呈方折，筆畫交叉處多剝落粗重，給后世書法篆刻也留下了不少用筆、用刀的方法技能。
　　甲骨文在整篇章法布局上，也已十分講究，有行書寫是一個顯著特點。它是每行字皆為從上到下一個字一個字逐字刻寫的，一行寫完，再另起一行，但主要是分直行、橫行還很不整齊，每一行的字數不一、字距不等，呈現一種變化中求統一，統一中求變化的活潑生動的嶄新形式；就其行中的字與字之間，行與行之間也都相互聯系，啟承分明，氣脈貫通，生動有神；而無那種孤立的、死板的、無生氣的堆砌之感，正是由于這種方便書寫，利用排布的形式，為后世書法藝術創造的那種“縱有行、橫無列”的布局格式以有益的啟示。郭沫若《殷契萃編》自序中載：“卜辭契于龜骨，其契之精而字之美，每令吾輩千載后人神往……而行之疏密，字之結構，回環照應，井井有條，……足可知存世契文，實一代法書。”
　　絕(jue)大多數(shu)的(de)(de)(de)甲骨文毫無(wu)(wu)疑義(yi)的(de)(de)(de)說，是(shi)在(zai)無(wu)(wu)毛筆底子的(de)(de)(de)情(qing)況下，直(zhi)接用刀一(yi)字一(yi)句(ju)地(di)刻(ke)(ke)到甲骨上去的(de)(de)(de)，它以(yi)準確、嫻(xian)熟的(de)(de)(de)刀法(fa)(fa)，富有活力的(de)(de)(de)線條，洗煉傳神的(de)(de)(de)結體(ti)，變(bian)動而協調的(de)(de)(de)秩序，藝(yi)(yi)術地(di)層現了殷人的(de)(de)(de)硬(ying)(ying)筆書法(fa)(fa)水準，就(jiu)連后人也無(wu)(wu)法(fa)(fa)企及，這就(jiu)是(shi)甲骨文之所(suo)以(yi)成為 “一(yi)代(dai)法(fa)(fa)書”的(de)(de)(de)關鍵所(suo)在(zai)，至今這一(yi)書體(ti)仍然被書學者(zhe)臨(lin)摹效仿，并被人們(men)視為書法(fa)(fa)藝(yi)(yi)術創作(zuo)的(de)(de)(de)一(yi)獨特形體(ti)，當稱(cheng)為我國硬(ying)(ying)筆書法(fa)(fa)藝(yi)(yi)術的(de)(de)(de)開山祖。契刻(ke)(ke)甲骨文的(de)(de)(de)人，無(wu)(wu)疑是(shi)當時的(de)(de)(de)硬(ying)(ying)筆書法(fa)(fa)家(jia)，郭沫若曾(ceng)稱(cheng)他(ta)們(men)：“書之契之者(zhe)，乃(nai)殷世之鐘王顏柳(liu)也。”對這些無(wu)(wu)名書家(jia)，且無(wu)(wu)從查(cha)證，但這些可(ke)靠的(de)(de)(de)傳世作(zuo)品中，我們(men)可(ke)以(yi)驕傲(ao)地(di)說，甲骨文是(shi)我國先民們(men)勤勞(lao)智慧的(de)(de)(de)結晶，不愧為我國硬(ying)(ying)筆的(de)(de)(de)杰作(zuo)妙制。